司法职权配置落实政策指示、案件结构调整满足政策需求、具体案件裁判维护政策目标、司法工作方法确保政策实效。
德国也产生了类似的法院。复于陆上及海上建立前所未有之治安秩序及法律上之保障与安全，如抑止战争，扑灭海盗，及以严格之刑罚抑制杀人越货之强盗等。
同时表示自己沿袭各先帝的神圣法律，奉之为神之谕旨。{3}事实上，这种政府法院在中世纪后期西欧各国中，几乎已普遍成立。而在古罗马，由于罗马帝国的版图空前广大，帝国境内外邦人增多，公元212年，卡拉卡拉皇帝颁布《安东尼敕令》，将罗马公民权授予帝国境内全体自由民，市民法与万民法两个体系逐渐接近，至6世纪中叶最终统一起来。其中除少数之国家独占事业外，实业自由之现象，到处皆然，又承认一般迁徙移植之自由。关于第一个问题，从意大利开始，西欧各大学研究罗马法蔚然成风，纷纷开设罗马法课程，讲授罗马法并指导法律实践，从事罗马法研究的学者人数已相当充足。
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相似性、地理位置的接近、帝国永续理论的巨大威力以及罗马法学的繁荣等原因，中世纪的商人法明显地体现出对罗马商法的继受。在12—13世纪，荷亨斯多芬朝皇帝弗里德里希一世、二世在与教皇的斗争中，经常引用罗马法为根据，以证明教皇教令的无效。事实上，现实生活中许多用人单位早就这样做了。
然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私法公法化虽为大势所趋，但过分依赖体现国家干预的强制性规范来实现管制目标，有可能会适得其反。[23]总之，无论设置多么严格的强制性规范，用人单位总能找到规避的途径。[34]就两者的效力而言：公法的规范不得由当事人之间的协议而变更。简言之，私法公法化是当代社会多元价值的内在要求。
无论是立法者还是法官，都必须在自治和管制这两种理念中来回穿梭思考，方能妥当处理日益复杂的民事法律问题。有了它，公法与私法之间就像添上了润滑剂，二者不仅不会相互扞格，而且还能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这些技术调整已经足以回应一个世纪的发展变化，同时也证明19世纪的民法典因能把握住某些属于市场经济本质的东西而仍然具有强韧的生命力。私法以自治作为自己的核心理念，以自由作为自己的根本价值追求。[30]参见［美］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2版，高鸿业等译，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9页。[52]参见［日］内田贵：《契约的再生》，胡宝海译，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502页。
国家治理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的逻辑前提是，政府必须全知全能，理性无所不及，对市场信息的掌握全面而完整，并且能在对信息科学精确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出一整套治理市场失灵的应对措施，并以畅通无阻的方式将其推行至市场失灵的每一个环节。为解决市场失灵所带来的各种问题，西方社会普遍舍弃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而改采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政府扮演着社会工程师的新角色，踌躇满志地去设计和塑造经济生活。[46]李建华、许中缘：《论私法自治与我国民法典》，《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3期。[36]消极自由强调的是个人所作出的自由决定应免受他人的干涉和妨碍。
[4] 日本学者北川善太郎也指出：从近代向现代的推移中，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竞争原理大幅度后退，取而代之的是集团性的私法现象增加，取代个人主观能动性的是没有个性且定型化的大数量交易和社会现象日趋普遍化。（4）自治法的任意性与管制法的僵硬性之间的紧张和对立需要公共政策来调和。
自由主义理论反映到民法学上，就是重新肯认一度遭怀疑的民法传统理论的文化价值，尤其是私法自治原则的文化价值。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会对决定市场秩序的大多数特定事实一无所知，而市场秩序的目标恰恰就是要应付这种情况。
然而，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述三个假定前提就被学者反复论证为是不成立的。（2）自由的边界需由秩序、安全和正义等价值来匡正，自由价值一统天下的局面已被价值多元的格局所代替。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本应成为市场活动的裁判员，即使是出于治理市场失灵的目的而介入和干预市场，也应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34]［古罗马］查士丁尼：《法学总论》，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6页。一无所有的人，遗嘱自由失去意义。例如，《劳动合同法》第19条第2款规定：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私法公法化虽为大势所趋，但从各国的立法实践看，至少私法的公法化并未发生在民法典内部，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和《日本民法典》即为著例，法律的管制和政策调和功能主要是通过制定单行法来实现的。遗憾的是，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立法者和国家都无法依据完全理性去制定法律来全面安排人们的生活。
[52]因此，私法自治原则的价值和地位非但没有根本动摇，客观存在的事实反而是，在新的环境下私法自治原则实现了新的飞跃和发展。[39][[40 title='回到本文注源' name='m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0页。
[3] 参见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第36页，第37页。[12]参见［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1卷，邓正来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从法律价值的角度看，这些规范都是为了让劳动者能够实现更加安全、稳定的就业。[16] 以强制性规范表现出来的社会秩序，就是哈耶克所极力反对的构建论理性主义秩序观的典型体现。这种不同产生于这样一种事实，即民主政体中的中央政府企业家是以选票而不是以利润为目的的。[17]［德］马克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张乃根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83－84页。
这可以从强制性规范所承载的秩序、安全和正义诸价值的反思中得到求证。[53]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46－147页 [54]参见［日］内田贵：《契约的再生》，胡宝海译，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502页。
私人自治与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都有其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走向任何一个极端都不能满足现代社会日益复杂的生活关系对法律的需求。[33]查士丁尼进一步明确了这一划分：法律学习分为两个部分，公法与私法。
（2）商品服务的供应越来越多元和丰富。公法见之于宗教事务、宗教机构和国家管理机构之中。
[15]［英］安德鲁·甘布尔：《自由的铁笼：哈耶克传》，王晓冬、朱之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1900年，大多数居民的收入非常微薄，仅够维持最必要的日常开支，根本谈不上拥有什么财产。可见，《劳动合同法》第19条第2款很可能成为一个摆设，其保护劳动者的良好用心只会因用人单位通过法律规避（适用第39条第1项）而落空。梁慧星：《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中外法学》1997年第2期。
[35] 本有楚河汉界相隔的公法与私法，如今之所以不得不搭起相互沟通的桥梁，是经济发展、政治制度、法律思想和市民观念等多个因素演变的综合产物：（1）私法无法有效规制的社会问题需要公法协助。由于存在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由国家以强制性规范的方式来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也许只能是立法者的一厢情愿。
为实现自治和管制的双重目标，私法公法化自有其存在的正当性和可行性。[35]周枏：《罗马法原论》（上册），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92页。
[7]［德］康拉德·茨威格特、海因·克茨：《合同法中的自由与强制———合同订立研究》，孙宪忠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9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56页。只买得起最便宜的东西的人，自由订立买卖合同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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